這應該是今年最重量級的影片了，總共85分鐘，跟一部電影一樣長
這部影片完整的交待了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我們要如何走向未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_UGP_xcv3yo
2011年9月21日 星期三
"Game Of Cat And Mouse" - Charting The Progression Of The European Solvency Crisis
http://www.zerohedge.com/news/charting-progression-european-solvency-crisis
"Because it is not a liquidity crisis, it is a solvency crisis." The chart shows nothing new but pres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solvency crisis crisply and succinctly for anyone who may be lost in the day to day headline shuffle and confuse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Because it is not a liquidity crisis, it is a solvency crisis." The chart shows nothing new but pres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solvency crisis crisply and succinctly for anyone who may be lost in the day to day headline shuffle and confuse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財富怎分配才合公義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73649&d=1578
雷鼎鳴教授日前在信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公義』與財富配置」的文章，引起社會上不少討論。
雷文認為財富配置方式的公平比財富分配結果的公平更為合乎公義。他舉了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他說他在讀大學的時候，曾遇過一個不信分數制度的教授，同學只要報讀他的課程，保證人人可以拿A。他問學生，這樣是否公平？發覺大部分學生都不認同這種做法，因為同學們大都認為「能者多得」、「勤者多得」才更合乎公義。既然學生的分數不能人人一樣，社會在分配財富的結果亦不可能人人一樣。
雷先生的這種意見，當然刺痛了一些政客的神經。因為他們現在所做的種種努力，就是要為社會爭取分配結果的公平，而不是分配方式的公平。他們最常用的反駁方式，是指那些接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現象的人，根本沒有良心。
人是群體生活的社會動物，在正常情況下都會有同情心，都不會接受自己的同胞會變成「凍死骨」，尤其是在有部分人還可以「酒肉臭」的時候。相信主張要研究分配方式是否公平的人也不會認同這種現象。
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有能力的人，扶助一下能力較差的人，讓他們也有機會過好一點的生活，應是天經地義的事，大部分有能力的人都不會反對，有些還會主動自覺地去做。
問題是這種「補不足」應該讓「有餘」的人自己選擇怎樣去做，還是要由「不足」的人來決定怎樣去做？
我看到的情況，是「有餘」的人會主動去做，但有人做得多，有人做得少，整體來說還做得不很夠。於是便出現了一些想替天行道的好心人。他們想逼那些做得少的人做多一點，那就只好透過政治手段去達至這個目的。
在民主社會，主張要富人拿多一些錢出來分的人，可透過民意代表，在立法會內制定法律，向富人徵收更多的稅款，以改善社會的福利制度，讓能力不足者獲得更好的照顧。至於更好的照顧是好到甚麼程度，就不是由富人決定，而是由投票決定，即由多數人的意見所決定。
這個世界，有錢人少，窮人多，由民意去決定，一定傾向分多一點。因此，伴隨民主政制而來的，一定是福利主義的抬頭，政客紛紛爭派免費午餐以換取選票。這是事實，我們不能因為這種說法會損害民主的價值，而不承認這種事實。
現實是社會的政治氣氛，不斷從右變左，由左變右，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希望在中間找到平衡位置。
二次大戰後，英國工黨執政，為了不斷增發免費午餐，把愈來愈多的社會資源集中在政府手裡進行的重新分配。結果令到資源的提供者失去動力，而依靠政府的人則愈來愈多，經濟因而停滯不前，可供政府重新分配的資源也愈來愈少，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反而每下愈況。
在左派政策全面失利的情況下，右派的戴卓爾夫人才有機會取而代之。她上台後，把由政府管理效益不高的企業都私有化，限制工會活動，減少為基層爭取權益者的集體發聲機會，用市場機制去分配資源，政府盡量不去干預。
英國的成功，令歐洲各國紛紛效法，連一向社會主義傾向濃的北歐國家，也逐步由右派政黨執政。蘇聯倒台後，自由經濟的理論就更加為世人所接受。
然而，自由放任、利潤掛帥的結果，卻導致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於是左派理論又再度回朝。日前丹麥國會選舉，左派政黨又重奪多數議席，顯示世界潮流又有機會逆轉。
香港一向行市場經濟，基本法亦規定香港要行資本主義制度。早年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大陸逃過來的難民。他們吃盡社會主義苦頭，理所當然支持自由經濟。他們但求有一個容許他們作自我奮鬥的環境，並不期求政府的照顧。他們相信天道酬勤，發達者是因為肯捱與懂得食腦。生活不如人，就只能怪自己沒有人家本事。窮人只能「頂硬上」，不會說社會對他們不公義。
在麥理浩來港任港督之前，香港根本沒有福利制度。社會沒有安全網，人人只能自食其力。所以社會上只有貢獻者(contributor) ，沒有依賴者(dependant) ，政府不用抽太多的稅去重新分配財富，香港成了做生意人的天堂。
1967年的暴動，動搖了港英政府的統治，政府為了安撫基層，避免他們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不得不開展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令社會上能力較差的一群，也可以有好一點的生活。麥理浩能夠在香港連任三屆港督，就是因為他能夠擔當這項重任。
社會要推行福利政策，實質上就是要把個人憑自己的努力所獲得的財富重新分配。提倡這樣做的人可以有兩種理由：一種是想為原先分配的方式不合理、不公平，所以要由政府出面作出修正。另一種是簡單地比較差異，認為有人這麼多，有人這麼少，貧富太懸殊，本身就不合理，因此應該劫富濟貧。
本來，指出原先分配的方式不妥，然後在源頭上加以修正，該是最好的辦法。但這樣做工程太大，需要有理想、有氣魄的政治家才敢去嘗試。所以大部分政客都不會要求修訂分配的方式；而只會要求修改分配的結果。
然而，如何修改結果才好呢？有學者把分配的公義概括為「把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最大化」，這豈不是說要最終人人平分，大家一致才最合理。如果說，並不一定要這樣極端，那界線又應該怎樣去劃呢？這樣缺乏客觀標準的劃法會不會太主觀？
這樣情況令到政客紛紛向基層許諾，他們會努力把這條界線向對基層有利的一面移動，令基層誤以為透過政客為他們爭取權益，可能比自我奮鬥更容易有成績。此之所以，近年社會上的社會主義傾向重了，大家期望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去解決個人問題。人人都在埋怨社會不公義，以至自己生活得不夠好。而不是像以前的香港人那樣，只會先想辦法解決個人問題，而不去理會社會問題。
我絕不是提議大家不去關心社會問題，而是要大家明白，解決社會問題遠比解決個人問題困難。我們不能等社會解決失業問題之後，自己才去找工作做。人應該先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不致成為社會的負擔，才有條件去幫助社會解決問題。一面拿綜援，一面投身改造社會活動的人，不一定是偉大，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不負責任。如果我們的社會上愈來愈多這類人，社會不見得會被改造得更好。現時香港為公義的問題爭論得太多了，爭論的焦點又這麼不着邊際，已令人感到有點煩擾。
雷鼎鳴教授日前在信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公義』與財富配置」的文章，引起社會上不少討論。
雷文認為財富配置方式的公平比財富分配結果的公平更為合乎公義。他舉了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他說他在讀大學的時候，曾遇過一個不信分數制度的教授，同學只要報讀他的課程，保證人人可以拿A。他問學生，這樣是否公平？發覺大部分學生都不認同這種做法，因為同學們大都認為「能者多得」、「勤者多得」才更合乎公義。既然學生的分數不能人人一樣，社會在分配財富的結果亦不可能人人一樣。
雷先生的這種意見，當然刺痛了一些政客的神經。因為他們現在所做的種種努力，就是要為社會爭取分配結果的公平，而不是分配方式的公平。他們最常用的反駁方式，是指那些接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現象的人，根本沒有良心。
人是群體生活的社會動物，在正常情況下都會有同情心，都不會接受自己的同胞會變成「凍死骨」，尤其是在有部分人還可以「酒肉臭」的時候。相信主張要研究分配方式是否公平的人也不會認同這種現象。
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有能力的人，扶助一下能力較差的人，讓他們也有機會過好一點的生活，應是天經地義的事，大部分有能力的人都不會反對，有些還會主動自覺地去做。
問題是這種「補不足」應該讓「有餘」的人自己選擇怎樣去做，還是要由「不足」的人來決定怎樣去做？
我看到的情況，是「有餘」的人會主動去做，但有人做得多，有人做得少，整體來說還做得不很夠。於是便出現了一些想替天行道的好心人。他們想逼那些做得少的人做多一點，那就只好透過政治手段去達至這個目的。
在民主社會，主張要富人拿多一些錢出來分的人，可透過民意代表，在立法會內制定法律，向富人徵收更多的稅款，以改善社會的福利制度，讓能力不足者獲得更好的照顧。至於更好的照顧是好到甚麼程度，就不是由富人決定，而是由投票決定，即由多數人的意見所決定。
這個世界，有錢人少，窮人多，由民意去決定，一定傾向分多一點。因此，伴隨民主政制而來的，一定是福利主義的抬頭，政客紛紛爭派免費午餐以換取選票。這是事實，我們不能因為這種說法會損害民主的價值，而不承認這種事實。
現實是社會的政治氣氛，不斷從右變左，由左變右，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希望在中間找到平衡位置。
二次大戰後，英國工黨執政，為了不斷增發免費午餐，把愈來愈多的社會資源集中在政府手裡進行的重新分配。結果令到資源的提供者失去動力，而依靠政府的人則愈來愈多，經濟因而停滯不前，可供政府重新分配的資源也愈來愈少，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反而每下愈況。
在左派政策全面失利的情況下，右派的戴卓爾夫人才有機會取而代之。她上台後，把由政府管理效益不高的企業都私有化，限制工會活動，減少為基層爭取權益者的集體發聲機會，用市場機制去分配資源，政府盡量不去干預。
英國的成功，令歐洲各國紛紛效法，連一向社會主義傾向濃的北歐國家，也逐步由右派政黨執政。蘇聯倒台後，自由經濟的理論就更加為世人所接受。
然而，自由放任、利潤掛帥的結果，卻導致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於是左派理論又再度回朝。日前丹麥國會選舉，左派政黨又重奪多數議席，顯示世界潮流又有機會逆轉。
香港一向行市場經濟，基本法亦規定香港要行資本主義制度。早年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大陸逃過來的難民。他們吃盡社會主義苦頭，理所當然支持自由經濟。他們但求有一個容許他們作自我奮鬥的環境，並不期求政府的照顧。他們相信天道酬勤，發達者是因為肯捱與懂得食腦。生活不如人，就只能怪自己沒有人家本事。窮人只能「頂硬上」，不會說社會對他們不公義。
在麥理浩來港任港督之前，香港根本沒有福利制度。社會沒有安全網，人人只能自食其力。所以社會上只有貢獻者(contributor) ，沒有依賴者(dependant) ，政府不用抽太多的稅去重新分配財富，香港成了做生意人的天堂。
1967年的暴動，動搖了港英政府的統治，政府為了安撫基層，避免他們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不得不開展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令社會上能力較差的一群，也可以有好一點的生活。麥理浩能夠在香港連任三屆港督，就是因為他能夠擔當這項重任。
社會要推行福利政策，實質上就是要把個人憑自己的努力所獲得的財富重新分配。提倡這樣做的人可以有兩種理由：一種是想為原先分配的方式不合理、不公平，所以要由政府出面作出修正。另一種是簡單地比較差異，認為有人這麼多，有人這麼少，貧富太懸殊，本身就不合理，因此應該劫富濟貧。
本來，指出原先分配的方式不妥，然後在源頭上加以修正，該是最好的辦法。但這樣做工程太大，需要有理想、有氣魄的政治家才敢去嘗試。所以大部分政客都不會要求修訂分配的方式；而只會要求修改分配的結果。
然而，如何修改結果才好呢？有學者把分配的公義概括為「把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最大化」，這豈不是說要最終人人平分，大家一致才最合理。如果說，並不一定要這樣極端，那界線又應該怎樣去劃呢？這樣缺乏客觀標準的劃法會不會太主觀？
這樣情況令到政客紛紛向基層許諾，他們會努力把這條界線向對基層有利的一面移動，令基層誤以為透過政客為他們爭取權益，可能比自我奮鬥更容易有成績。此之所以，近年社會上的社會主義傾向重了，大家期望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去解決個人問題。人人都在埋怨社會不公義，以至自己生活得不夠好。而不是像以前的香港人那樣，只會先想辦法解決個人問題，而不去理會社會問題。
我絕不是提議大家不去關心社會問題，而是要大家明白，解決社會問題遠比解決個人問題困難。我們不能等社會解決失業問題之後，自己才去找工作做。人應該先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不致成為社會的負擔，才有條件去幫助社會解決問題。一面拿綜援，一面投身改造社會活動的人，不一定是偉大，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不負責任。如果我們的社會上愈來愈多這類人，社會不見得會被改造得更好。現時香港為公義的問題爭論得太多了，爭論的焦點又這麼不着邊際，已令人感到有點煩擾。
很鄙視那些只為爭取選票, 不斷推出社會福利政策, 而不考慮長遠社會利益的政客, 這些政策往往是頭一兩代人最受益, 接著的兩三代人便受苦了;
希臘及歐洲各國當今面臨的債務問題便因由於此, 累積了幾十年的大量福利政策引致國家入不敷支, 令負債不斷增加的惡性循環中, 最終便只有步向違約破產之路;
問題重點其實就如文中所指是原先分配財富的方式不妥，理應在源頭上加
日後再有政客提出不同的社會福利政策時, 我們都真是要用智慧深思熟慮, 免得今天自己的受惠, 卻變成後幾代人的受苦。
「公義」與財富配置 (雷鼎鳴 )
http://francis-lui.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29.html
「公義」與財富配置 (雷鼎鳴 )
「公義」一詞，近年常給政客和利益集團掛在口中。他們所指的，與法庭的某某判決一般扯不上關係，但卻很可能是他們為自己訴求自我插上的標籤。我們甚至可刻意把他們的觀點再簡化一點： 「任何使收入或財富分布更平均的政策更符合公義， 反之則是不公義。」此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能者多得」仍獲肯定
我在大學本科時要必修三門生物課，後來聽到某生物教授並不相信分數制度，任何人選讀了他的課，不論有無上課，有無考試，全都可拿A。我當時對生物課「意毒恨之」，得知消息後大喜若狂，趕忙註冊；但整個學期只上過一課，果然拿A，但什麼也沒學到。
在我開的課上，我時會問學生，若不論表現，大家都可拿A，這是否公平？同學雖對此等「美事」心存嚮往，但倒無人說這是符合公義的安排。他們的取向當然是建基於對「不勞而獲」的否定。「能者多得」、「勤者多得」仍是大多數同學的核心價值。
我不相信平均主義的財富或收入分配符合公義，但大家心中「公義」的標準是什麼，卻總該講清楚，否則「公義」便只會淪為無意義的政治口號。講清楚「公義」的準則，並不意味大家會意見歸一，此事涉及太多主觀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清楚準則後，我們對某些社會問題或政策的認識，科學分析的成分當可增加，意識形態的干擾可望減少。
什麼是「公義」？這顯然是一個思想家為之着迷的千古疑難。我們在此大可簡單論及幾種不同的標準，讀者可自行作出判斷。坊間近有哈佛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出版的暢銷書《正義——一場思辯之旅》，內容頗為有趣，大可一讀。
各種主義解讀不同
西方思想的源頭是古希臘。我翻了翻大學時必讀的課本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國內有譯作《理想國》），見內中大幅篇章迂迴曲折地討論「公義」的含義。簡而言之，柏拉圖與書中的蘇格拉底都相信人的背景能力不同，分工合作各司所職建構社會是自然美好之事，能促進社會和諧的便符合公義。這種觀點與內地以前主張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大相逕庭，但與今天所說的和諧社會卻是若合符節。
在共產主義者眼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達致理想世界時公義的準則。各盡所能是責任，各取所需是權利。顯然，共產主義世界中私有產權並無地位。
在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由是根本性的，在不影響他人自由的條件下，任何人都應享有最大的自由選擇權，包括行使私有產權及與他人締結合約的自由，政府若侵犯了這些自由便是不公義。
現代經濟學中，市場競爭會導致明確的收入分配結果：勞動者的薪酬會趨向其邊際勞動生產力（即工資等於多僱用一個勞工後他所能起到的額外貢獻），利率或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會等同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這裏為求簡化，我抹掉風險所起的作用）。工資或利率若人為地壓低或抬高，脫離了它們應有的水平，收入分布可視為不符公義。
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1971 年出版了他著名的《公義論》（Theory of Justice）一書（亦是桑德爾重點的批判對象），書中提出一整套公義的理論基礎。
羅斯在收入分配上的公義準則可概括為「把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最大化」。表面看來，這是平均主義的極致，因為若人人收入都相同，以上的準則才可滿足。
最低工資也有不義
實際上，羅斯卻並非如此極端，他有限度地容許收入差異的存在。例如，若最低收入的人眼見有人比他高薪，原因是他們更努力工作，這種收入差距可造成動力，使最低收入的人也有誘因提高自己的收入。此點在羅斯的體制中是容許的。
但羅斯對收入差異的容忍度也止於此。在市場經濟中，能力、外貌、教養、意志、運氣等等因素都影響着收入。羅斯認為這些都是任意性的因素，容許它們影響收入是不公義的。美女俊男當上大明星，收入盤滿缽滿，是他們天生幸運，不用給他們更高的收入獎勵他們。某人勤奮用功，取得好成績，原因只是他在良好家庭成長，致有此優秀的工作習慣，他們同樣也只是比其他人幸運，不須用高薪回報他們的努力。選擇勤與惰的自由意志，在此不存在價值。
對於這些不同意識形態下的「公義」標準，我們暫不論其優劣，但可把它們作為評價不同政策的工具。這裏談一些例子。
最低工資是否符合「公義」？柏拉圖與蘇格拉底要求政策能有助社會和諧，但最低工資不見得能起到這作用，我們很難說它符合公義。自由主義者顯然會視最低工資為大逆不道，因為它的立法侵害了工人與僱主之間自由締結合約的自由（最低工資不容許工人自願以較低薪酬工作），現代經濟學也不應認為最低工資符合公義原則，因為此法例會促使僱主不再聘用邊際生產力低於最低工資的工人。
就算我們用羅斯的觀點，最低工資一樣要被視作不公義。生產力最低的工人因為會失去職位，收入下降，剛好違反了羅斯所鼓吹的要提高最低收入人士收入的原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是最符合最低工資的思想了，既然大家可「各取所需」才算是公義，領取最低工資也就沒有什麼不對了。
第二個例子是外傭居港權是否有違公義？
假設沒有最低工資，有居留權的外傭不見得能夠大幅加薪，那麼不少家庭便不用擔心因負擔不起外傭工資而使到婦女要留守家中幹活，柏拉圖的和諧社會便不會遭破壞。
若從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出發，國家之間根本便不應有界限，外傭居港權當然不違公義。從自由主義及經濟學的角度看，容許她們自由選擇僱主和職業也只應是好事。外傭收入一向偏低，她們有居港權後工資可望上升，此亦符合羅斯的公義原則。
但為什麼這麼多港人反對她們擁有居港權？我認為這是因為私有產權的公義原則被違反了。別的資產不說，光是港府所擁有的淨外匯儲備資產已值1.2 萬億港元（2.3 萬億資產減去1.1 萬億欠債），等於每名港人平均擁有17 萬港元。這筆錢是港人辛勤工作所得，任何移民政策的放寬，尤其是放寬可能會以領取福利為目的的移民來港，都可被港人視作是侵犯他們的財產權，可被視作不公義。但假如新來的優質移民能為港帶來好處，則又當別論。
「電車問題」發人深省
第三個例子可說明「公義」的準則可以非常具爭議性，難以訂定。在談這個例子前，我們可先思考一下桑德爾在他書中所討論的一個發人深省的「電車問題」。
假設你高速駕駛一部電車，前面有五個人，你已來不及停車，這五人必遭撞死，除非你立時轉軌，但這樣卻會撞倒另一人。大多數人恐怕都會認為轉軌是對的，撞死一個無辜的人比撞死五個無辜的人好。
但假如情況有變，前面還是有五個路人，你唯一能阻止慘劇發生的方法是製造另一悲劇，把身邊一個胖子往路軌推跌，擋着車子，以增煞車的效率，這樣其他五人便可逃過一劫。這種做法，很多人會不以為然，但犧牲一人救五人的性質都是一樣。
我們就用鄧小平應否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一尖銳話題作例子。反對者認為他要為「六四」的亡魂負責（假設有幾百人慘死，具體準確數字在此不重要），但贊成者卻認為是他奠定了三十多年來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的基礎。經濟增長與人命有什麼關係？所有有關這問題的嚴肅研究都會告訴我們，兩者關係極度密切，人民富裕了，物質條件提高，各種年齡組群的死亡率都會下降。以中國這三十多年來死亡率下降之快，鄧小平政策所救到的人命恐怕是要以百萬人作單位計算，那麼他應否得和平獎？
若無回報表現遜色
我們甚至可以把問題弄得更尖銳。假設鄧小平本人確信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維穩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姑不論這是否正確，但反對者其實並無有力的反駁理據），而他又肯定認為在「六四」開槍使無辜者慘死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這點他倒是未必對），那麼問題豈不成了上述的「電車問題」？
在西方社會，不認同鄧決策的很可能是多數，但以我長期觀察，在內地答案可能剛好相反。由此可知，有時「公義」問題是會「審死官」也找不到共識的。
在實際的經濟決策中，我們很少會遇上像鄧小平所要碰上的道德難題，但某方得益，往往卻會意味另一方受損，決策者應何去何從？
在這問題上，我不認同羅斯的平均主義思想，但相信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對社會是好事，而且符合公義。
奧運選手若得不到額外的物質回報，相信表現會較遜色，不能為全國人民帶來光榮。我們若把所有球星的薪酬與一般平民劃一，能否欣賞到精彩賽事？歐洲福利國家大手抽稅大手開支，人民收入的確更平均，但經濟已沉屙不起，未來二三十年恐怕改變不了局面，將來或要掉入「均貧」而不是「均富」的陷阱中。
羅斯是哲學家，不懂經濟，也不明白平均主義對社會長遠利益的破壞，我不認為平均主義的政策與公義有什麼正面關係。
美國與世界︰社會安全福利是個龐氏騙局
在龐氏騙局中，早先投資的人可以連本帶利拿到錢，但這些紅利並不來自於任何可獲利或生產性的活動，它們完全是後來的參與者所付的錢。
這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到了某個時刻，會沒有足夠的新投資人去支撐那些早先的參與者。此時流言四起，包括根本沒有收益，錢只是從新參與者口袋中轉移到舊參與者的口袋中。旋轉木馬於是停止了，騙局崩盤，而剩下來的投資人則失去了所有。
現在，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就是一種到期即付的方案。目前的受益人的錢則來自於兒子今日所繳交的聯邦社會安全稅，亦即來自於在此制度中的新加入者。到期即付正是龐氏騙局的定義。
第二個命題是：龐氏騙局和社會安全福利制度的重大差異是，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是強制的。
那就是為甚麼龐氏騙局總是會崩盤，而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未曾如此。當制度是強制性的時候，你被確保有新加入者的源源不絕供應。但有一個陷阱。強制可以讓永續經營得以實現，但並不保證如此，因此……
命題三：即便是社會安全福利這種強制性的龐氏騙局，如果無法張羅到足夠的新加入者，也一樣會崩潰。
你可以強制年輕人支付社會安全福利金，但如果年輕人不足以支撐現有支領福利金的人，整套體系一樣會崩潰。
當社會安全福利金從一九四○年開始每月發放時，每位退休人士有一百六十位工作者供養。到一九五○年，供養人數減為十六點五人；現在變成三個人工作養一個退休者，二十年內將減為二人養一人。
現在，老人從社會安全福利制度領取的退休金大約是一般工作者賺取的三分之一。以此比率回頭推算，一九四○年時工作者只需花費薪水的百分之零點二供養老人；一九五○年時是百分之二，現在是百分之十一，二十年內會增為百分之十七。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因為還有其他維持政府運作的稅賦，例如成本呈爆炸性增加的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美國財政部已介入，舉債填補納稅人不足以支付老人退休福利的差額。從現在開始到未來數十年內，社福金將造成更多財政赤字，並隨美國人的老化越來越嚴重。
命題四：這個龐氏騙局可以靠調整人口政策來挽救。有三個簡單的辦法：改變生活費的計算方式，調查較富裕退休人士的個人經濟狀況，以及最重要的，延長退休年齡。目前的退休年齡荒謬過時。俾斯麥在一八八九年創辦社會保險制度時，武斷地把退休年齡訂在七十歲；這傢伙還真聰明，當時的預期壽命不到五十歲。
小羅斯福總統在創設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時，選擇六十五歲作為申領退休金的年齡，而當時的預期壽命是六十二歲，今日的平均壽命已幾乎高達八十歲。社會安全福利當然是個龐氏騙局，總統候選人該問問自己：你打算矯正社福金制度嗎？
柯翰默 Charles Krauthammer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
何解我一直都認為MPF都是一個龐氏騙局:
當年青人口減少, 意味供款者人數減少, 就表示流入基金及股票証劵的資金減少;
當從戶口中提取資金以支取生活的老人才提取的金額不斷多
當持續下跌時, 便往往引發恐慌性沽出基金及股票, 導致又一輪的金融海嘯;
假如之後的制度依然持續不改, 便有可能導致金融市場及經濟市場長期處於谷底。
這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到了某個時刻，會沒有足夠的新投資人去支撐那些早先的參與者。此時流言四起，包括根本沒有收益，錢只是從新參與者口袋中轉移到舊參與者的口袋中。旋轉木馬於是停止了，騙局崩盤，而剩下來的投資人則失去了所有。
現在，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就是一種到期即付的方案。目前的受益人的錢則來自於兒子今日所繳交的聯邦社會安全稅，亦即來自於在此制度中的新加入者。到期即付正是龐氏騙局的定義。
第二個命題是：龐氏騙局和社會安全福利制度的重大差異是，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是強制的。
那就是為甚麼龐氏騙局總是會崩盤，而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未曾如此。當制度是強制性的時候，你被確保有新加入者的源源不絕供應。但有一個陷阱。強制可以讓永續經營得以實現，但並不保證如此，因此……
命題三：即便是社會安全福利這種強制性的龐氏騙局，如果無法張羅到足夠的新加入者，也一樣會崩潰。
你可以強制年輕人支付社會安全福利金，但如果年輕人不足以支撐現有支領福利金的人，整套體系一樣會崩潰。
當社會安全福利金從一九四○年開始每月發放時，每位退休人士有一百六十位工作者供養。到一九五○年，供養人數減為十六點五人；現在變成三個人工作養一個退休者，二十年內將減為二人養一人。
現在，老人從社會安全福利制度領取的退休金大約是一般工作者賺取的三分之一。以此比率回頭推算，一九四○年時工作者只需花費薪水的百分之零點二供養老人；一九五○年時是百分之二，現在是百分之十一，二十年內會增為百分之十七。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因為還有其他維持政府運作的稅賦，例如成本呈爆炸性增加的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美國財政部已介入，舉債填補納稅人不足以支付老人退休福利的差額。從現在開始到未來數十年內，社福金將造成更多財政赤字，並隨美國人的老化越來越嚴重。
命題四：這個龐氏騙局可以靠調整人口政策來挽救。有三個簡單的辦法：改變生活費的計算方式，調查較富裕退休人士的個人經濟狀況，以及最重要的，延長退休年齡。目前的退休年齡荒謬過時。俾斯麥在一八八九年創辦社會保險制度時，武斷地把退休年齡訂在七十歲；這傢伙還真聰明，當時的預期壽命不到五十歲。
小羅斯福總統在創設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時，選擇六十五歲作為申領退休金的年齡，而當時的預期壽命是六十二歲，今日的平均壽命已幾乎高達八十歲。社會安全福利當然是個龐氏騙局，總統候選人該問問自己：你打算矯正社福金制度嗎？
柯翰默 Charles Krauthammer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
何解我一直都認為MPF都是一個龐氏騙局:
當年青人口減少, 意味供款者人數減少, 就表示流入基金及股票証劵的資金減少;
當從戶口中提取資金以支取生活的老人才提取的金額不斷多
當持續下跌時, 便往往引發恐慌性沽出基金及股票, 導致又一輪的金融海嘯;
假如之後的制度依然持續不改, 便有可能導致金融市場及經濟市場長期處於谷底。
當MPF制度引起的經濟衰退時, 所有人在戶口中多年的積蓄便會因此而變得一文不值, 可以想像到境況有多壞嗎?
當初提出和支持MPF以保障百姓退休生活的人, 就全都變成好心做壞事了。
以我的愚見或者有可能解決因MPF制度引起的經濟衰退的方
1, 等待嬰兒潮世代的相繼去世了(純粹以數學方法估計), 最怏都要起碼2040年後, 還有要當時的年青人的供款夠多過老人的提款, 才有望復甦;
2, 又或者現在開始增加出生率, 到2030年後社會經濟的生產力便因而大增, 但是這又加劇了全球資源及糧食更加緊缺的問題(可是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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